也谈文艺家的情怀
郑 翔
去年 6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老电影艺术 家牛犇同志写了一封信。牛犇同志以80多岁的高 龄入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习总书记在信中对 他的信仰、情怀、担当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鼓励， 提出要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
怎么理解文艺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怎么认识“情怀”，怎样做一个有情怀的文艺家？
笔者以为，情怀与名利是互相对立的两面。名利与情怀成反比，情怀越厚重，名利心就越淡泊；反之，把名利看得越重，就越不讲情怀。
同样做一件事情，带着情怀去做与为着名利去做，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动力不一样、意义不一样、价值不一样，坚韧性不一样，内心的满足和喜悦不一样，作品所承载的价值观也会不一样。现实中就有一些文艺家，他们创作的时候总在想：我这件作品将要卖给谁？耽误我赚钱的事，我不干。没有情怀，就会限制作品的格局。
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我看到刘梦溪先生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做学问的。文章说，关于做学问，中国人的看法和西方人的看法不一样。中国人一贯认为，做学问和做人有关，做人不好，学问也做不好。而西方人认为，做学问和做人是两件事，可以分开。这两种观点，到底哪一种对？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现在看来，这个答案就在眼前， 那就是“情怀”。有家国情怀的学者，会为了国家 的发展进步而做学问，把家和国自觉地连在一起。没有情怀的学者、文艺家，可能也会很勤奋，但一旦名利无望，就会泄气，满腹牢骚，甚至直接撂挑子。这就是名利与情怀的互斥。
那么情怀从哪里来？情怀的来源，无非是“先 天”和“后天”两个渠道。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四种品德的起点，是与生俱来 的。一个人，没有“四心”，孟子说“非人也”。
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当然更重要。中国的传统 教育，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第一位的，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传承。传授知识反倒在其次，比如《论语》不以传授知识为主，而以 “三观”教育为主。一个人长大后，是追求财富人生，还是追求君子人生？追求不同，对自己的修养要求当然不同。同时，大环境的影响也很重要，在消费社会，很多人为名利奔忙，你一个人讲情怀，似乎就会与周围格格不入。
评判文艺作品的标准不在于投入多少，不在于多么花哨，不在于多少票房和收视率，而在于你的作品能否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一点情怀。作品做得再庞大，制作再豪华，没有精深的思想，只能刺激观众读者的感官，打动不了观众读者的内心，激不起观众读者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怀，终会成为过眼云烟。
我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宗白华说：“艺术给真理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让真理从里到外都是美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文艺作品的内核，应该是真理，应该表达、承载、传播正确的价值观。
今年3月4日，习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和社科界委员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一个缺少情怀的文艺家，是不能够承担培根铸魂的使命的。
由此，评判一个文艺家是否高尚，要看他有没有人民情怀。当然，大多数人是既讲名利也有情怀。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仅承认，而且鼓励合法权益。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笔者以为，这个利益，是合法利益，是多数人的利益，是共同富裕，是全民奔小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是像少数明星那样，为了个人名利，收取天价片酬，偷税漏税，败坏风尚，误导一代青年。
此外，情怀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倾向，会决定一位艺术家的创作选择。
情怀有大小。大情怀，是天下情怀、人民情怀、家国情怀、党的情怀。
最大的情怀是什么？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情怀！从《共产党宣言》问世到现在，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情怀一脉相承：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传统儒家思想 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家的最高境界。
“情怀”上连“信仰”，下接“担当”。“有信仰、有 情怀、有担当”，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笔者以为：信仰，是形而上的，是精神层面的；担当，是形而下的，是物质层面的。所有的担当，都要落在具体事情上。从“信仰”到“担当”，中间的转换，靠的就是“情怀”。
没有情怀的人，患得患失，不可能有担当，也无法担当；没有信仰的人，不会有情怀。
不仅文艺家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其他职业家也应该有：政治家应该有政治家的情怀；企业家应该有企业家的情怀；科学家应该有科学家的情怀；教育家应该有教育家的情怀……他们各有各 的担当，但是，担当不同，信仰相同，情怀一致，共同承担“用明德引领风尚”的社会责任。
（刊登于《江西日报》6月25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