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中国故事”，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故事。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江西作家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一个深广的历史视野下表现脱贫攻坚、不断探索和展开新时代的乡村故事书写。他们通过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在继承和弘扬红色精神的基础上，展现脱贫致富、走向振兴的乡村及其生活图景。江西作家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温燕霞的《琵琶围》（《人民文学》2020年第9期）、范剑鸣的《风吹蒿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王松的《映山红，又映山红》（江西高校出版社2020年版）、郭白云编《脱贫脱贫》（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曾绯龙与张昱煜的《扶贫路上的追梦少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蔡勋的《花桥纪事——驻村第一书记扶贫手记》等作品，从扶贫攻坚战中的第一书记到豆蔻年华的追梦少年，记录了红土地上正在“进行时”的乡村巨变与时代新变，为传统的乡村故事续写了新的篇章。
       一、红色精神引领下的扶贫新人建构 
     “新人”作为时代的突出特征，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而获得新的内涵。《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不同时代的新人凝聚时代精神，富有启迪人心、引人向上的价值和意义。新时代农村题材写作突出精神引领作用，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许多富有鲜活时代气息的新人形象。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山神》中，“当代愚公”黄大发带领村民历时36年，终于在千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长达十多公里的人工“天渠”，解决了村民吃水难问题，鲜明体现出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矢志不渝精神。赵德发的《经山海》中，身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线的乡镇干部吴小蒿，面对困难初心不改，带领百姓改变乡村落后面貌，体现出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的优良品质。忽培元《乡村第一书记》中的乡村开拓者白朗，为家乡脱贫致富日夜奔忙，充分彰显出青年党员干部的风采与担当。关仁山《金谷银山》努力接续柳青《创业史》的“创业”传统和“新人”书写经验，塑造了一个新时代农民形象范少山。在农村新气象感召下，范少山从北京返回故乡白羊峪，带领乡亲种金谷子和金苹果，发展绿色农业，凿山修路，开发溶洞旅游等项目，最终实现乡村脱贫致富。这些新时代的新人形象，激情参与宏阔的历史进程，实现个人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形成了当下乡村振兴的时代主潮。
       赣鄱大地上的红色文化，既指全省以红壤土地为主体的地形地貌，更指江西是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红色老区。全省各地分布着大量的革命胜迹、旧址和纪念物，拥有革命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秋收起义的策源地——萍乡等著名的革命圣地。这些红色风景凝聚成江西独有的精神资源，激励江西人民在各项事业中奋力前行。
     《井冈山的答卷》正是以井冈山率先脱贫“摘帽”这一重要事件为主题创作的一部内容丰富、蕴含深远的报告文学。面对艰巨的“扶贫攻坚”事业，作家走进井冈山的田间地头，寻找井冈山精神的源头。通过作家实地走访、查阅资料的方式，全书努力挖掘井冈山精神、红色文化基因，将其转化为当下伟大而艰巨的精准扶贫事业的精神内核。于是，一个个井冈山当年的革命故事纷至沓来，成为新时代人们脱贫攻坚的精神力量。当工农红军在黄坳村遭受地主武装突袭时，士气低迷，毛泽东勇当“排头兵”，凭借卓越的军事智慧和大将风度，带领人民军队走向革命的胜利。面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毛泽东站在井冈山“雷打石”上定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队伍在强化纪律建设的过程中，确立了从严治党的高度，为新时代扶贫工作做到精确监管、防止扶贫领域腐败，留下了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
       井冈山红色精神的传播，既有红军宣传员江志华牺牲后留下的革命歌本，也有后人江满凤边做保洁、边用深情的歌喉传唱当年红军阿哥身上的革命精神。博物馆馆长毛秉华退休后义务宣讲井冈山斗争历史，用他的生命激情，共同诠释了井冈山的红色精神。儿子毛汝亭从省委党校退休后，追随父亲来到井冈山，接过了父亲的旗帜。英国留学归来的孙子毛浩夫，接过爷爷的讲稿，也成为一名井冈山精神的现场教学老师。一家三代人，用自己的生命，传承着井冈山精神的红色血脉。老阿姨龚全珍在新中国成立初年追随丈夫甘祖昌将军，主动回到家乡当农民，为改变乡村面貌而贡献了一生，成为2013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其孙女也成为宣讲红色精神的一员。老革命家曾志从井冈山出发，转战全国，死后魂归井冈山。孙子石金龙放弃广州的工作，回到井冈山，深情讲述曾志等革命家的英雄故事。还有谢桂标、陈平梅祖孙俩，他们用歌声传唱着井冈山的红色歌谣，将革命的精神代代相传。大仓村支部书记张振华为了策应村里的红色旅游发展，不但没有领土地的征用款，反而献出自家土地，这与井冈山革命时期红军师长张子清献出自己的“救命盐”一脉相承，体现出井冈山精神穿越时空的本质。一代又一代井冈山人的精神传承，构成了红色基因的隐喻，它从红色的土地上生长出来，渗透在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血液当中。于是，在红色精神的指引下，小歌星谢嘉成由一个贫困户的孩子，成为一个代表井冈山来展示中国的扶贫形象，向世界唱出“革命摇篮”井冈山脱贫攻坚战最强音的代言人。
       在充盈着红色精神的历史空间里，孕育了当代井冈山人脱贫攻坚的决心和信心。红色的井冈山精神直接激励和引导着当代人决战脱贫、走向致富的道路。江西作家一方面走进井冈山革命历史的烽火岁月，感受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又探究这种精神力量如何传承下来，如何被当代井冈山人接受进而转化为决战脱贫攻坚的精神资源。
       作家凌翼在后记中谈到，为了真实再现井冈山率先脱贫摘帽这一伟大实践，他地毯式地走访了井冈山市20多个乡镇场、120余个村组，访问了300余名干部群众，积累了20余万字的采访笔记。这些大量的第一手鲜活素材，使他将笔墨落到一些普普通通的人身上，成功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如第一书记、扶贫带头人和脱贫群众等。在这些新人形象中，既有奋斗在决胜脱贫攻坚一线的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也有为脱贫而奋斗的普通农民。
       第一书记曾润洲在遭遇扶贫工作的挫折时，带领全体党员唱起了井冈山的革命歌谣，在歌声中统一了思想，凝聚了精神。他学习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将支部建在连上”的方法，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他走进农户聊家常，嘘寒问暖，深入群众逐一摸排贫困户家庭情况。此后，他通过实施一系列具体的帮扶项目，修路、修桥、鱼塘扩建、农田整治、光伏产业，实现了村里的整体脱贫，熟悉的歌声也成了曾润洲扶贫工作的标志。周德茂强化村级党建工作，制作与群众联系的连心卡，为村民安装自来水、改造危房、组织农业合作社。为了着眼长远，他因地制宜，将扶贫点打造成“知青文化旅游点、党建扶贫示范点、干部实践拓展点、传统村落保护点”。曲江村第一书记叶维祝推进土坯房改造、整治水渠、新修入户路，修建文化活动中心、休闲文化广场等，探索种白莲、养鱼虾等产业，脚上一双千层底布鞋后跟都磨塌了。排头村的第一书记罗军元注重从“微”处出力，开展“为心愿送温暖”活动，扎扎实实将扶贫工作的精神化入村民和党员的心中。他在排头村实施荒废鱼塘标准化改造，建造果蔬种植基地、牲畜饲养基地，帮助贫困户通过种养、享受分红、获取劳务收入等方式实现真正的产业脱贫。
       井冈山上这些第一书记，正是井冈山红色精神映照下的新人形象。他们天然地带有井冈山地区的红色文化基因，将传统的家国情怀与新时代的红色资源紧密融合，投入到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伟大而艰巨的战斗中。他们奔走于井冈山的每一个角落，用自己的耐心和爱心，给村民们送去了温暖和关爱，也带来了产业扶贫的现代理念。他们改变的不仅仅是村民的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带给了乡民们现代产业经营的新风。他们并非止步于乡村短时的脱贫，而是将脱贫致富的理念植入乡民的日常生活，让农民自己成为脱贫致富的主体。
       在温燕霞的《琵琶围》中，小说没有正面写何馆长等扶贫干部身上的红色精神，而是通过贫困户橘子婆等人的口吻，将苏区红军的精神与扶贫干部的行动对接。当何馆长等人要付钱给派饭的世纪老人橘子婆时，她说：“你们和杨书记像当年的红军呐。那时红军在我屋里食饭要给我伙食费，我不肯收，他们就放在桌边上。要是行军路上挖了老百姓的红薯，也要在地里埋几枚铜板，硬是不占我们老百姓的便宜。”哑伯拿出一张磨损得不成样的《闪闪的红星》电影海报，上面有穿着红军服装的潘冬子，一个搪瓷缸上烧制的“红军万岁”字样鲜红如故，这两个意象正是苏区精神的体现。小说通过这些意象，将江西赣南中央苏区革命精神与贫困山村脱贫攻坚的干部事迹紧密结合，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何劲华、金彩凤等基层扶贫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在工作中从点滴入手，因户施策，带领石浩财、朱雪飞、许秀珍等贫困户实现了精准脱贫的干部形象。妻子开刀刚出院，又逢儿媳妇生产，家里的豆腐店还需要打理，就在家里乱成一锅粥时，何劲华受命扶贫琵琶围。他给村民带上手电筒、各式灯彩，走入帮扶对象的内心世界，将苏区精神以及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好传统巧妙地化入扶贫攻坚的日常生活。于是，小说中扶贫攻坚这一时代任务便与一座围屋的前世今生紧密相连，其笔下的扶贫干部形象也在日常生活的生动描述中接通了苏区革命的历史传统。 
       二、融豪情于日常化的扶贫故事讲述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不放松，坚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投入到了这一人类历史上堪称史诗级的伟大“战争”中。赣鄱大地在红色文化的辉映下，上演着一个个脱贫攻坚的精彩故事。
       作家凌翼谈道：“我感受到创作此书有了更深层的意义和更巨大的能量，也感受到了井冈山老区脱贫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梦想，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追求，一代代共产党人向人民交付的答卷。”[1]在一系列扶贫攻坚的文学书写中，扑面而来的是冒着热气的革命豪情，弥散在革命战争与扶贫攻坚共同支撑起来的一个巨大历史空间中，指引着新时代扶贫干部的工作与生活。这些文本当中，既有对革命历史记忆的深情回望，更有扶贫干部深入乡村开展脱贫攻坚的激情书写。其中的人与事因携带着红色的文化基因，而有了革命的豪情。李伟平的诗歌《吃劲事业》中写道：“脱贫攻坚/莫道使命艰巨/瘦肩亦要如铁/聚全域合力/铸万千钉劲/用几载功夫/荣光岁月/脱数层皮/尽锐出战/不破楼兰誓不返/掀翻茅屋/充实仓廪/老病无忧/孩童皆学/小康大同/乡村振兴/敢教日月换新天/有云，诗和远方很美/当下/近处遍地的走在乡间小道/为亘古民族伟业拼搏奉献的人更美！”诗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将士出征般的革命豪情，与决战决胜的信心与决心，既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豪气，又充满脱贫攻坚战斗的诗意，真切地表现了新时代扶贫事业的艰难与壮美。在《合律》中，“同呼吸，共担当/万千声音/以大海般的磅礴合律/弹奏出/乡村振兴，万民以安的/雄浑交响”。诗中以大海般的磅礴合律隐喻乡村振兴的时代交响曲，书写了一代人脱贫攻坚的壮志豪情。而在残疾诗人李云鹏笔下：“我曾和贫穷困窘一道低伏尘泥/是党和国家给我以春天/让我身上落满花瓣/生命一如静待花开/总有枯荣浓淡/谁都无法自诩/它能四时浩繁/我和儿子将身体捐得彻底/让自己重归大地/我理解这是生命的真正斑斓……”其中的“让自己重归大地”“生命的真正斑斓”，既有作者脱贫之后对党和人民的感恩之情，又有其回馈社会的真情与豪情。
       在凌翼的笔下，众多脱贫攻坚的第一书记等新人形象的书写，总是伴随着井冈山红色精神的理解和继承。全书浸透在一个宏大的井冈山精神红色主题下，将红色文化与扶贫现实双线书写有机融合。因此，每一个第一书记的扶贫工作，每一个贫困户的脱贫努力，都自然而然带有井冈山红色文化的自豪感和责任感。阅读这些脱贫攻坚题材的文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真实的脱贫故事，更重要的是其中由于红色文化的传承与人民生活的真切变化而带来的自豪感。这是一种历史回望的自豪，也是向党和人民交上答卷的拳拳深情。在“案山模式”中，返乡青年杨喜华打造青春创业园、康养产业园和红色培训产业园。王根梅经营“一口香”美食店，曾红梅实现自己的盖房梦，还有挑粮小道生态农业服务公司的多种经营等，这些成功脱贫的案例不仅洋溢着创业成功的喜悦，也有当代人的豪壮感。
       面对如火如荼的扶贫攻坚，作家没有仅仅局限于扶贫干部先进事迹的讲述，而是沉入农民日常生活的内在，拨开乡村生活的内在肌理，真实地呈现当下扶贫攻坚大变动下的农民文化心理和党员干部的真实追求。在《脱贫脱贫》中，作为扶贫干部的肖小军，一边是紧张繁忙的挂点村扶贫工作，一边是自己的妻子有孕在身。他肩扛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同时又理解自己的妻子需要亲人的陪伴。他心中充满内疚感，又经常接到紧急任务而匆匆赶回村委会。于是，一个真实立体的扶贫干部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文中没有一味去写扶贫工作的努力与奉献，而是从真实人性的立场出发，体现了对新时代干部形象的理解。细心的余亮良上门寻访贫困户，见到孩子想要一个风筝，他便记在心里，带来了风筝和学习用品，最终唤起了贫困户的生活勇气，在他的帮扶下顺利脱贫。一个风筝，连通了他和贫困户的心，也随之带来了相互信任和理解。曾兴龙两百多天没有回家吃午饭，家里人一直在等待。儿子埋怨父亲不讲信用，妻子更是对丈夫自主取消家里老人的贫困户低保有一肚子意见。当曾兴龙疲惫地回到家，见儿子已经入睡了，就悄悄给儿子盖好毯子，到杂房里拿了尿桶去菜地里施肥。其中有其对家人的深深愧疚，更有一心扑在扶贫工作上的执着。在《井冈山的答卷》中，第一书记曾润洲善于与村民打成一片。为了开展工作，他不顾酒疯子家里乱糟糟的情况，而与他一起做饭喝酒。虽然黄豆炒焦了，放进嘴里吃几粒嘴皮就乌黑斑斑，但曾润洲毫不嫌弃仍然继续碰杯、喝酒，从而与其走心入肺地交流起来。这些日常生活的叙事，把一个扶贫干部最平凡真实的一面展示在读者面前，真切地将扶贫攻坚落实在常态的生活空间里。
       作家没有就扶贫写扶贫，就井冈山的精神写井冈山的精神，而是在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将其立足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图景。“一口香”老板王根梅与丈夫一同走上致富路，丈夫省吃俭用给她买了一条项链和一个戒指，当戒指不小心丢了后，丈夫要拿打工的工资去重新买一个，王根梅却认为一家老老少少的生活比戒指重要。戒指，正是他们情感的根本，也是他们走上致富道路的见证。于是，尽管作品重点表现的是宏大的扶贫主题，却没有停留在政策性话语的阐释和宣传上，而是走进农民、扶贫干部的内心世界，在日常的生活状态中把握扶贫攻坚带来的山乡巨变的热度。这些文本中的乡村不是鲁迅笔下的萧瑟乡村，也不是梁鸿笔下不断后撤的村庄，而是充满自身脉动和生机的乡村。         文本将扶贫工作中具体的一些措施，如建立蓝卡、红卡、黄卡制度，发展农家乐、高端经济作物的栽种，大学生回乡创业，贫困村整体搬迁等融入上面的日常叙述当中，使得这些政策性的扶贫工作，具有了生活的气息，也带有了情感的热度。“拿到房号的村民，回家整理搬家的物品。什么该带，什么不该带，他们心中很纠结。楼房多干净啊，老房子的东西到了新房用不上，带去了没有地方放，也影响房子的整洁和雅观。被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一定要带，以免花不必要的钱。新房子里烧的是液化气，烧柴火的锅灶自然用不上了，不用带；笨重的家具肯定不能搬到新房子里去，搬去占用空间不说，多难看啊。到了新房子那，做了城镇居民，那里可不像村里，能够随便开荒种菜什么的了，所以镰刀、锄头、柴刀就派不上用场了。可是，这些镰刀、锄头、柴刀……跟了他们一辈子，真要舍弃它们，真舍不得呢。他们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有的还拿起在磨刀石上将柴刀磨得雪亮，说，老伙计，就此别过。然后，将柴刀依依不舍地放入刀夹子里。”这些日常生活的鲜活呈现，与红色文化精神相互映照，既有江西本土文化的个性特征，又有历史传统的厚重。
       日常化的扶贫工作讲述，关键在于作品是否接地气。温燕霞的《琵琶围》中，石浩财夜间放蛇恐吓扶贫干部，整天在家里醉酒打呼噜。朱家三姐妹因为麻风病未能嫁出，三人成了老姑娘。唐家三兄弟入赘，三个男人却被雷击中丢失性命。朱云飞勤劳肯干，总是与哑伯争种后山的菜地，闹得不可开交。橘子婆一边骂哑伯是“老白狗”，一边又帮他洗衣服。她不愿意搬迁，为的是“守好老屋框，烧好家里这把灶膛火”。这正是扶贫工作的日常生活。作家将这些富有生气的乡村生活图景与扶贫干部的融合结合起来，避免了很多扶贫小说明显的植入感。作家谈道：“那段时间我就像生活在琵琶围，那儿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一人一牛、一颦一笑皆真实可信，写着写着，笔下的人物忽然便有了心跳和灵魂，耳边响起了琵琶围才能听见的风雨声和林涛声、石浩财的吼声、朱雨飞的笑声、许秀珍的骂声、朱雪飞的嗔怪声、何劲华的笛声、哑伯的哇啦声、橘子婆的絮叨声、金彩凤的灯彩调……文字因此有了色彩、气味，那一个个跋涉在脱贫攻坚路上的影子变成了有着独特音容笑貌的活人。”于是，琵琶围的小说世界和现实中的赣南乡村叠合在一起，脱贫攻坚这一伟大任务融入日常生活的气息当中，散发出山乡泥土草木的清香。作家用细腻的文字书写了围屋世界的喜怒哀乐，在富有生气的乡村图景中传达了山乡巨变下农民的心灵嬗变。
        三、扶贫现实与红色历史的互文结构
       扶贫故事的讲述，不仅仅是当下扶贫工作本身的总结性展示，更重要的是将其放在一个深广的历史视野中加以理解。江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红色文化，自然成为当下扶贫故事支撑性文本。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互文结构，既不重在表现现实的扶贫工作本身，也不专注于历史红色文化记忆的诗性追叙，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精神贯穿的内在文化动因。这种文化动因既源于江西这块厚重的文化土壤，也是当下江西人要面对的艰巨使命。二者之间既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又将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现实使命的艰巨融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同时，乡村脱贫的时代浪潮并没有忽视作品中乡村生活中诗意的一面，而是在文本中既相互碰撞，又相互支持，乡土文化的诗意守望中不失现代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说，在江西扶贫攻坚的文学书写中，并没有仅仅抓取当下的扶贫事实，而是将其置于一个红色革命与脱贫攻坚相互贯通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表现。在书的序言中，作者凌翼写道：“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率先脱贫又赋予井冈山新的时代意义。”[2]《井冈山的答卷》有别于已有的其他扶贫报告文学的地方，是把井冈山红色文化同当下脱贫攻坚现实完美糅合，井冈山精神、脱贫攻坚和乡村现代化三者自然结合，使其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全书是在大的主题下，实现了红色文化与扶贫现实双线书写叙事方式的有机融合，实现了井冈山红色文化的深度挖掘与脱贫攻坚中的井冈山精神无缝对接，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沉甸甸的厚度。
       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实行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队上，推动党组织的基层建立，增加了部队的战斗力。第一书记曾润洲在寨下村扶贫，第一件事也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他勇敢地承担起政委的责任，在扶贫攻坚中将“两委”凝成一个拳头，随时能拉出去战斗。
       毛泽东和袁文才在大仓的历史性会见，开启了中国工农革命的新篇章。二人在吊楼上分析国内国际形势，以及井冈山的地理优势与斗争策略，最终化解了袁文才的疑虑，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了成功。同样，“星火大仓”是大仓美丽乡村的建设项目，开启了这个偏僻山村的脱贫序幕。“大仓会见”的统一战线精神，转化为村支书邓国珍扶贫攻坚、振兴乡村的精神。他本是烈士的后代，他的爷爷见证了当年毛、袁的历史性会见，并为革命付出了生命。这种精神自然化为文化基因，进入村支书的血液，指引着他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在书中，几乎每一个脱贫的故事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井冈山革命事迹相互参照。这些历史文本与现实文本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张力，弥散在作品当中。作品因为这种互文结构，而打开了叙述的空间，将当下最重要的脱贫攻坚战略放置于一个富有历史生命力的文化脉络中，找到其历史发展的逻辑，从而真正确立党的脱贫攻坚战略的历史意义。
      《脱贫脱贫》一书将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与万安脱贫故事构成互文结构，将文本空间拉至一个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历史空间。王松的《映山红，又映山红》主要写于都、石城、兴国、全南和龙南五个县的脱贫攻坚故事，以点带面，把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与当年的红色历史有机结合。
       文本透过一个个具体人物的生活细节，既在全球减贫的宏观视野下加以理性的思考，又有历史纵向的乡村生活图景的把握。在《扶贫路上的追梦少年》中，一个个纯真的少年成长成才故事与家庭脱贫攻坚故事的叙述，都有相应的井冈山革命故事穿越时空，遥相对话。少年余梓洋的成长与其太姥爷谢桂彪的革命故事，郭云柯的有孝心、乐奉献与小说《红岩》中的英雄叙事，左伟波与祖爷爷左桂林等，这些井冈山少年在扶贫路上的成长，无不与井冈山地区特有的历史资源相吻合，体现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接续。作品将这些扶贫路上的少年成长置于历史前行的长河之中，在一个纵深的历史空间体现一代青少年的精神自觉。在刘伟平的《合律》中，既有“井冈红旗创造的奇迹”，又有“田野中的蛙鸣”和“灶膛的火焰”，还有脱贫攻坚的“初心使命和荣光”这些不同的意象，在诗歌中形成互文结构，共同组成一个合律，避免了过于生硬和固化的话语阐释。诗中涌动的扶贫攻坚的激情与乡村世界的诗意文化融合在一起，既是来自时代的召唤，又属于历史的推动。文本在不同的话语世界之间形成的张力效果中，体现了一种自然而又神圣的使命与激情。在文本表现方面，乡村山水的诗意与扶贫进程紧密融合。作家将决战扶贫胜利之后的自豪与喜悦，融入诗性的语言当中，体现了该类创作的诗化努力。“不知是月光还是灯光的映照，这位镇领导的脸泛着一层红光，难道微醺的茶让他内心的表达更具深沉的内涵？我举杯，朝他的杯子轻轻碰了一下，他将一杯子月光倒进了肚子。”扶贫工作的艰辛化入柔软的月光，繁忙枯燥的日常工作顿时具有了万般诗意，与井冈山的自然山水文化融合在一起。在搬迁户离乡去梦想家园时，乡村世界一片热闹，一片惆怅，难舍难分的乡村情怀与贫困户对党的扶贫工作的感激之情相互融合，既有融入新的生活空间的兴奋，又有故土难离的不舍。文中农民面对天天相伴的锄头、柴刀，放下又拿起，拿起又放下的场面，真切地表现了农民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脱贫，走向梦想家园的复杂心理世界。在范剑鸣的《风吹蒿莱》中，乡村脱贫的努力与豪情，融入诗意盎然的乡愁氛围中，体现了作家作为第一书记，对乡村生活图景的深入体验和真情守望。“沉沉的石臼，从土屋角落滚了出来，移置厅堂的中央，先用清水洗刷一遍，然后碱水清洗，浸泡多日。丈许的木棍从房梁上取下，也是木桶中一番浸泡，七根八根，九根十根，像一群男人挤在一块。也有短小的，特意为少年留下。年底的时候，乡邻们约个日子，灶膛里柴火旺盛，大锅里热气蒸腾，金黄的稻谷变成了柔软的饭粒。金黄的碱水导进去，白色的米饭又变回稻谷的色泽，蒸煮之后倒进石臼，人们围拢过来，趁着热气一番捣鼓，兴起时两只木棍合力挑起一大团米果，翻过来一甩，叭地落回石臼。粘揉成团，起臼，门板上搓成条状，以掌分解，一只只圆润如玉的米果，就像一串串音符，闪耀着年的喜悦。”乡村脱贫不仅仅是一件伟大的政治事业，更是乡村生命的欢乐和致富之后的自豪。作家从乡村生活图景的捕捉入手，在真切的乡愁韵味中感受收获成功的喜悦与兴奋。最后，在这块乡村大地上，不仅有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热闹场面和激情，也有作家对乡土世界持续发展的理性观察与思考。在《井冈山的答卷》中，作品除了在红色历史与扶贫现实之间构成互文结构以外，还有江西绿色生态与红色资源之间的交互性思考。荷花乡返乡青年张金彪科学种植荷花，加工莲子、荷叶、藕带，带动一系列的产业。温州商人利用井冈山优越的自然环境，生态有机种植芦笋，打开绿色食品的国际市场。央企华润公司整合井冈山的生态文化与红色文化，大力发展民宿、酒店，打造希望小镇，开办养老院，提倡乡贤乡约模式，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蓝本。同时，文本也对这些扶贫项目的持续性发展做了理性的思考。央企华润公司援建的这些希望小镇，能否成为另一个华西村？井冈山的养老服务，会成为小镇建设的未来发展动力吗？今天的乡村建设，如何从传统乡贤乡约文化中汲取营养，开辟一条新时代的中国乡村之路？作家一方面满怀热情地书写贫困户搬迁至爱心公寓，另一方面又思考“空心村”出现的事实与未来。“扶贫，正在将最后一批老弱病残人员从这些自然村撤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边远的村庄正在加速消失。”乡村何去何从，这些方面作家有思考，有细节，没有简单的田园牧歌或文明挽歌式的惆怅，也没有对城镇化、去乡村化一味地高歌。在《风吹蒿莱》中，作家在关注扶贫工作进乡村时，重点放在乡村世界的人与事的鲜活呈现。其中既有戏客游走乡村、有滋有味唱“蚊帐戏”，醉汉扛着猎枪、整天醉态，神婆土屋问神、宽慰乡民；又有作家深入乡村人间的内在肌理，思考他们的生活出路与乡村未来发展。“土屋里的神啊，我们当然不相信那种虚无，但我们又希望她们真有，保佑村子的安宁。……这些神婆是贫困的，还是富裕的？”作家站在乡土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交汇点上，真切地表现了当下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时代热潮及其对乡村未来的思考。同时也应该看到，文本在满怀豪情与激情地书写红色大地上脱贫攻坚这一伟大事实中，表现了一大批扶贫干部的努力和付出，描绘了一批脱贫群众的兴奋与感恩；但是，这些文本在展开文化思考过程中，视野还不够开阔，还需要进一步结合乡村文化伦理的理解与思考。乡村脱贫攻坚是一个因时因地而改变的伟大事业，它需要结合地域性、传统性的文化积淀来加以理性分析和思考。尤其要在充分理解乡村发展的历史和未来的同时，把握农民文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其次，文本在表现乡村脱贫攻坚战的兴奋与自豪中，大都站在扶贫干部的角度，书写扶贫干部在红色文化精神与扶贫攻坚的神圣使命的指引下，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农民形象的书写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他们努力脱贫，却没有真正表现他们身上脱贫攻坚的主体性和农民身上所具有的生命力和韧劲。因此，作品如何进一步结合乡村世界的农民文化心理，发掘江西乡村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调动农民身上的生命力，将是这些作家下一步的重要命题。站在文艺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中的美丽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不只是一个个动听的口号，也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会呼吸、有活力的村庄。乡村脱贫这一伟大事业的书写，需要更多的作家、更多的文本，站在新时代的火热中，理性而深入地挖掘乡村世界的资源与活力，表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参考文献： [1]凌翼：《井冈山的答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34页。[2]凌翼：《井冈山的答卷》，第1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解放区文学的文化场域与叙事伦理研究”(ZGW1508)的成果之一]
       
       江腊生，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苏州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出站。入选2016年度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8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6部，获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奖7次。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