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中国作协、江西省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作至今。著有长、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多种。现居岭南。

我的文学责编们

我最早的责编

我最早的责编，至今不知其人。

1961年，我上初中。学校跟省报社挨着，从路边的阅报栏经过，我常常停下来看副刊。看多了，竟有了莫名的冲动。有一次见到上面在讨论戏曲改革，当晚做完作业，我写了一篇《也谈戏曲改革》，第二天交给班上的一个同学，他父亲在报社工作。过了几天，同学把稿子还给我，说报社的编辑看了，你谈论“戏曲改革”还太早，不过看你文字还挺顺的，可以继续努力。

就是这个“可以继续努力”，给我打了吗啡。

接下来我又照报上刊登的古体诗词写了一堆长短句，寄给遥远北京的《诗刊》的“叔叔阿姨”，结果可想而知。

1964年，我初中毕业。家里无力供我升学，一家农场到省城招工，说是就在“庐山脚下”。我报了名，第三天就兴冲冲地上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庐山只是一片剪影。我并不气馁。乡村充满了新鲜感，我可以写诗。每天在地里搜肠刮肚，下工就趴在草铺上奋笔疾书，寄往全国各地，又从全国各地被退回。退稿签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填写。终于有一篇我照当地“五句头”山歌写的叙事诗收到了江西省文联文学月刊《星火》一位编辑手写的回信，说：稿件拟留用。但目前停刊运动，用稿时间另告。

这是1966年夏季。该刊停刊十年。十年后，物是人非。那篇“拟留用”的稿件连同给予我第一次收到手写的编辑回信荣幸的编辑已不知所终。

第三位给我打文学吗啡的是《四川文学》的一位编辑。

1977年，我在小镇文化馆读剧本《于无声处》，读小说《伤痕》，读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读得心潮澎湃。加上结婚生子，手头拮据，我一头扎进小说写作。这之前，我做了好几年的新闻报道，多少有了一些文字的操练，有一两篇通讯还被报纸当做“报告文学”甚至“短篇小说”发表出来。但一旦来写正经小说，就满不是那回事了。写了，寄了，退了，又写，又寄，又退，屡写屡退，屡退屡写，退稿信同样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没有填写。

1978年春天——春天真是个好季节啊，终于有一个短篇收到《四川文学》一封手书的回信——而且是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你（不是“您”）的这篇小说（不是“大作”）我们小说组的同志都看（不是“拜读”）过了，都觉得挺好的，完全可以发表。但据我们所知，今年第三期广东的《作品》将要发表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内容和你这篇几乎相同。你这篇我们如果采用，最快只能发在今年的第四期，到时就有雷同之嫌。只好遗憾。不过，这篇小说证明了你写小说的能力，我们等着你的下一篇。

这小说的来处是一个小道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广东的陈国凯显然比闭塞在小镇的我先听到这个故事。这次撞车于我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封平易、朴实却情真意切的回信。它让我铆足了继续蛮干的劲头。

我无缘认识这位用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回信的编辑，那封信也在后来的辗转迁徙中丢失了。

《十月》和《人民文学》

1978年春，我把好几个退稿捏到一块，写出了《小镇上的将军》。稿子在全国转了一圈，照例回到我手上。正灰心着，县文化馆的同事买了一摞新出的杂志回来，最上面的是新创刊的《十月》，白地红字，极为醒目。我一眼就盯住了最后一面“告读者”中的一句：“尤其是青年作者的园地”，差点高呼：“青年作者”终于有自己的“园地”了。回头就将退稿换个信封，一笔一划地填上地址，小小心心地投进邮筒。因为退稿是家常便饭，多少有些麻木，这次我淡定了许多，不再像先前那样每天烈火焚心，引颈张望。

欢喜是突然降临的。六月，儿子出生，我每天沉浸在照护内人坐月子、给儿子喂炼乳、换尿布、做饭、洗衣的快乐中，偶然走进办公室，见到一个薄薄的小信封，跟《十月》的创刊号一样：洁白的颜色，鲜红的款识。信纸薄如蝉翼，只有几行娟秀的文字，告知：小说拟采用，将刊于本年第三期。

我静悄悄地把信带回家。动过剖腹产手术的内人和摇篮里的儿子都在沉睡。我默默地看着他们，心里说：同志们，买炼乳的钱不愁了。

给我来信的编辑是侯琪。她“文革”前曾是“三家村”成员之一的邓拓的下级，同是“三家村”成员的廖沫沙晚年请她编了自己的全集。她接着给我来了许多信，告诉我：最先在一大堆自由来稿里发现这篇的是一个青年编辑，叫田增翔；终审拍板发表的是苏予、张新春、社领导老田；编辑部几个同志都认可这个作品，季梦武、张守仁、章仲锷，还有当时在北京出版社供职的名作家刘心武。《小镇上的将军》九月在《十月》第三期如期发表，张守仁和章仲锷写了长文在首都的报纸上做了专题评介。

我后来在北京一条小胡同的一栋回形楼里看到了他们。许多人拥挤在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桌边放着单人折叠床，以备午时小憩。

12月，我忽然接到《人民文学》的来信。他们在12期转载了《小镇上的将军》，这是该刊创刊以来的头一次。来信让我去京参加笔会。受邀的几位到齐的第二天上午，人民文学编辑部来了一大帮老师，其中有葛洛、涂光群、王扶、王朝垠、向前、刘翠林，让我们安心在京住一个月，每人写个小说，他们明年第四期刊登，因为那时中国作协将颁发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们几个都有可能是获奖者。并且说，主编李季下午会来看我们。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我在儿时就知道了的诗人和诗篇！

下午，李季没有出现。他就在那天中午出了意外。

几天后，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走进八宝山灵堂。仰望李季遗容。

《人民文学》破例转载小说，是李季的决定。这种破例，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小说的影响，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可惜我无能用后续的写作告慰这种鼓励。一个月很快过去。我写出的文字连我自己都羞于出手。看过稿子的王朝垠对我说，别灰心，慢慢来。大约是看我过于沮丧，他邀我去他家喝酒。

北京和平里一套小单元房，只有他们夫妇。没有餐桌，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小茶几两边。刚下班的王夫人忙忙碌碌地切了粉肠，炒了一大盘鸡蛋西红柿。喝酒用的是小茶缸，一瓶二锅头不一会就见了底，又接着开瓶。我在乡下早已被改造成酒坛子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佩服王朝垠的酒量。等到记起来应该回住处的时候已经半夜了。王朝垠摇摇晃晃地送我到公汽站，最后一班车已过去多时矣。两个醉鬼都豪气冲天。我抬腿就走，他也不拦，都觉得我的住处就在马路对过。

我后来还在《十月》的苏予家做过客，在侯琪、张守仁、《人民文学》的刘翠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傅小北家蹭过饭，但醉酒，这是唯一的一次。王朝垠英年早逝，相对畅饮痛哉不能了。

街道上空无一人，冬天的夜风像刀子。不一会我就完全清醒了。想起来，我的住处在前门大栅栏，从北到南我得穿过差不多整个北京城。

这次京城夜行我永远不会忘记。

1967年我路过北京去大东北，只在崇文门火车站的水泥地睡了一夜，早上醒来脚背冻得肿出了鞋面。北京对于我几乎是陌生的。这一次，我踽踽独行到天亮，不记得是否遇见过行人。我静听脚步在空谷般的幽暗的胡同里踏出的响声，一点也不觉得孤单。我在这座城市有了许多师长，他们让我人生的前景充满了全新的色彩。

《十月》和《人民文学》对我的爱护长久而深切。多年来，他们总是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及时发表我的稍稍有点起色的新作，让我得以勉力支撑。

1984年，我把几经省内外好几家刊物退稿终于下决心重写的《惊涛》交付《人民文学》，发表时他们加了整页面篇幅的《编者按》，文字滚烫，激情洋溢。而溢于言表的，是扶持作者的拳拳之心、款款深情。我至今不知道这些文字出于谁人之手，我能感到的是那双手的有力一握。即便是像《庐山瀑布云》这样发在地方刊物的小短篇，已经退休的老主编崔道怡也赶紧推荐给了《新华文摘》。涂光群在将近三十年后还把我自己几乎忘记的《唱歌吧桦树林》收进他主编的小说集。

借口公务，我曾荒疏了好几年写作。2000年把中篇《试用期》寄给《十月》的时候，心里惴惴的，像第一次投稿。不久就收到主编王占军的回信，信不长，对稿子的评论只有一个词：扎实。是否真“扎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词在这里是作为正面肯定使用的。

走上职业写作道路以来，行家对我批评最多的就是叙述陈旧，太实，我也认可，并且特别惶惑。实就是老实，呆板，死心眼，跟愚蠢没区别。看别人的小说，那么空灵，才气横溢，真是又嫉妒又绝望。这也是我当时借口公务缠身从写小说的圈子逃出的原因之一。再回来，是因为发现别处比此处更难待，无路可走，仍只有重操旧业。因为先天不足，又懒于学习，技艺自不会长进。再写，还不过是老一套。自然就担心能否被接受。

《十月》用了《试用期》，使我多少得到一点信心：就是“实”的小说还没有到完全被抛弃的那一天。时隔一年之后，我又写了近乎纪实的《救灾记》，没想到《人民文学》《小说选刊》都接受了。

为此，我该感谢什么呢？也许应该感谢我国之大。因其大，才有了各种理念包括审美的不平衡；因这不平衡，才有了我这样钝鲁者的栖身空间。正因此，我其实最应该感谢编辑者的宽容和支撑。

退 稿

有句行话：“初写怕编辑，再写怕读者”。意思是初次投稿怕编辑不用，用稿多了，怕读者骂娘。一个作者多少有了影响，发稿自然容易多了，但也容易被读者挑剔。但不管怎样，发稿较为容易是个事实。

我却是一个例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容易”。

《小镇上的将军》发表并获奖之前，我的一次次投稿四处碰壁，头破血流。而那之后，直到今天，情况并无太大改观。退稿好像是我这种平庸的不稳定的写作的一个标配，不离不弃。

1981年我被调到省文化厅一个研究单位拿工资，专业写小说。一、二年时间，我每天打开稿纸，脑子一片空白，一整天一整天地发呆。把许多等待奇迹的人急坏了。省报上有了公开的议论，关于我的“苦闷”，关于让我离开基层是否明智……私下的批评就更加尖锐：“只生一个好”“本来就不是这块料”，之类；省文联《创作评谭》的编辑吴松亭受领导派遣，专程去北京请大评论家阎纲给我打气。但这只能更加强化我的焦虑。1980年在中国作协文讲所，王安忆看到报上我的责编丘峰抬举我的文章，问我：你高兴吗？我转过脸，无法正视她。

具体安排我的调动的省文化厅领导特地跑来单位对我说：下去走走，别老待在家里。

我于是去一个刚闹过水灾的地区走访了半个月，回来整理资料写了三万字。省文联《星火》月刊编辑徐万明恳切地跟我说过多次，希望我给他们稿子，这次总算可以交差。他与我一直以好友相处，我在省文联开会，常去他家蹭饭。把稿子给他，多少有报答人情的意思。然后我应中国作协的安排去海南岛农垦住了三个月。回来，我满以为稿子已经刊发了，不料见到徐万明，他当头就说：你那稿子没法用，随即从包里掏出厚厚的那叠稿子还给我。我像遭了当头一棒，傻了。几天后，湖南岳阳文联的王长安来南昌组稿，我转手把这稿子给了他。心想省刊用不了，地区内刊应该没有问题。回到岳阳的王长安挂来长途，说稿子看了，要删改才好用。我立刻说，你只管删，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我快被这稿子弄疯了。

稿子最后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我手上。王长安在长途里叹了口气：对不起，不知怎么删。

我彻底冷静下来。日子是混不过去的。要么另寻活路，要么硬着头皮走下去。但现在这样的走法肯定不成。

我把那个谁也不要的稿子撕成碎片从五层楼上抛下，任它落叶一样随风而去，埋下头，还是去挖我自己乡下生活的积累，写了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惊涛》。一年后我涎着脸挤到一群儿子辈的大学生中间，补习文化。那之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陶良华、汪兆骞，中国青年出版社傅小北，上海文艺出版社张森、修晓林的鼎力帮助下，陆续出版了中篇《研究生院的爱情故事》、长篇《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边唱边晃》，反响虽然远低于我的奢望和所有关心我的人们的期待，但我多少心安。虽然没有长进，但也没有半途而废。

回想起来，用稿是一种鼓励，退稿更是一种鞭策。我非常清楚，对负责任的编辑来说，退稿有时候其实更难。

我因此对所有退我稿的编辑都有着一样的敬意和感激。

没有编稿的责编

江西省文联文学月刊《星火》的李耕老师在我出生的1948年就是大学地下组织的活跃成员了，写了许多“血与火的诗篇”。但直到离休，依然只是普通编辑。他一生历经沧桑，那一代知识分子遭遇的磨难他无一幸免。即使在最悲惨的时日，他也没有停下一个诗人的思索和表达。从炼狱回到人间之后，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诗集，作为江西在全国文坛最有影响的诗人，他被中国散文诗学会缺席选为副会长。

《小镇上的将军》发表的次年，李耕老师有一天忽然出现在我所在县文化站小院，他是代表《星火》月刊专程从省城来的。我怔怔地看着这位仿佛从天而降的大名鼎鼎的诗人，手足无措。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说来看看我的状况，有没有需要帮助，之类。

隔年春天，我被调到省城，新单位暂时没有住房，李耕老师让我跟他一块住。他落实政策在省文联分到住房，家属还在外地：我上班，房子就是空的，你可以安心写作。饭我们自己做。

我住了好些日子，一事无成。每天下班，李耕老师跟我随意聊几句，就去写诗，从来不问我写作的事。我的心情日益沉重，越来越不能忍受心里的歉疚，只能找理由离开。他没有挽留。他不想给我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压力。

因为歉疚太深——那几乎是一道伤痕，我再也没有去过李耕老师的家。他一直没有责编过我的文字，但我知道，他对我一直是寄予着厚望的。这厚望成为我努力坚持写下去的一个内在动力——尽管我最终只能让他遗憾。

很多年后，我到省文联工作，他已离休。每当我与他在路上不期而遇，就会有一次长久的交谈。谈历史，谈社会，谈文学的现状。我不断地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他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看着幽暗街道远处光怪陆离的灯光，倾听，沉思，然后缓缓地说出自己的见解。将近九十年的跌宕和阅历，让一颗超然的心灵，闪烁着睿智的光辉，常常让困惑和迷惘中的我豁然开朗。我在心里祝他活过百岁。

却忽然听到他的辞世。那天是他大限的次日。给我消息的人说，他生前对家人有交代：不发布任何消息；不打搅任何人；不举行任何仪式。

他活到了九十足岁，从容回归。是有福之人。

李耕老师签字赠我的散文诗选集名《爝火之音》。这是自谦。“爝火，犹炬火也，亦小火也”（成玄英《庄子·逍遥游》疏）。

然而，“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庄子·逍遥游》），“萤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质孤根，但荷乾坤之德”（唐·杜牧《又谢赐告身鞍马状》）。萤光爝火一样的辉光，也许无裨于日月那样的光芒，但再微弱、再孤独，一样承载着天地乾坤的博大德性。

我只想用我个性的脚步艰难地跋涉在诗的晴空，为在各具光辉的繁星之中缀上我微茫的光。

月亮，也许会湮没我的感觉，

但，我是存在的，

除非我沮丧着陨落。（李耕·《爝火之音》）

诗人陨落了，他从来没有沮丧。因此他会一直存在。

爝火不息。对于我，那是一种远行时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