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刘洪浩，1988 年出生，山东莱州人。文艺学硕士，现供职山东省作家协会。曾获山东省优秀学位论文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评论作品发表在《书屋》《作家》《山东文学》等杂志。

 

 

 

周海婴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汪朗、汪明、汪朝兄妹合写的《老头儿汪曾祺》等，都属于“文二代”执笔写作的以父辈名家为核心的家族纪实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呈现了文学大家丰富具体、气足神完的生活本相，另一方面，在这些“不虚美不隐恶”的非虚构写作中，展现着由父辈滋养的人格气质和文学风格。这既是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可喜收获，也是当代家风建设的宝贵资源。

 

     一、作为丈夫与父亲的鲁迅

 

　　周海婴在鲁迅逝世时，年仅七岁，他在重述自己的鲁迅记忆时，基本秉持一种懵懵懂懂的童年视角，而不羼“后见之明”的议论解释，在不经意的细节回忆中，透露出历史重重堆积之下的生活本相。

　　藉由周海婴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家庭生活中有意识地卸去“斗士”的愤怒情绪和精神绝望，担荷起一个普通父亲的责任。例如，周 海婴提到，有一次鲁迅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气愤不平， 独自躺到阳台上。妻子许广平不明缘由、束手无策。而年龄尚小的海婴“以为这样躺着颇有趣”，挤到阳台上躺到鲁迅身边。鲁迅看着孩子，哼了一声“小狗屁”，气愤一下子烟消云散，带着海婴下楼吃饭。我们习惯了在经典历史叙事中那个“硬 骨头”的鲁迅，那个“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鲁迅。而在儿子笔下， 鲁迅却显现出脆弱无助又为爱担当的真实形象。

我们无从知晓是何人何事让鲁迅如此生气，但是我们可以感到独自躺在阳台上的鲁迅愤懑无处言说，孤独无人排解。笔锋锐利如匕首、似投枪的鲁迅，可能正是一场场笔战下来受伤最深的那一个。海婴能记着大陆新村九号寓所的生活点滴时，已经三四岁大，而鲁迅的生命仅剩最后两三年时间了。

　　在家的港湾里，时代的斗士不必掩饰自己的 脆弱，而对儿子的爱、对家庭的责任，又促使鲁 迅自我疗愈、越发坚韧、继续战斗。在纸面写作中， 鲁迅自由挥洒天赋的锐利和热情，他是一往无前、快意恩仇的战士，而一旦回到家庭，他是丈夫、父亲， 得为妻儿的日常生活负责。

　　《鲁迅与我七十年》记录了很多鲁迅悉心照料妻儿的生活场景：他可以暂时搁置《药》《父亲的病》中对中医、中药的批判，为了治疗海婴的哮喘，一次次试验诸如“芥末涂后背”之类的“偏方”，他还向妻子许广平、朋友萧红荐购中成药； 他打破“看电影会浪费时间”的定见，陪孩子去看迪士尼动画……

　　周海婴讲述的这些生活点滴，并不会使鲁迅的文学史形象矮化或者掉色，反而更加真实立体地呈现了鲁迅成熟地对待生活的人生本色。

　　《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披露的“女工王阿花事件”，集中呈现了鲁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地应对生活问题的智慧。王阿花是绍兴人，她丈夫因病失去劳动能力，生计无着却经常虐待和毒打她，还打算把她卖掉。王阿花独自逃到上海，经人介绍到鲁迅家帮工，她做起活来干净利落，“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干活，心情似乎比较愉快”。

但不久她丈夫带人从乡下赶来，藏在对面人家厨房里，伺机强行劫她回去。用周海婴的话说：“严重的局面，一直僵持了几天，空气相当紧张，眼看祥林嫂被人绑架的一幕又要重演。”

　　鲁迅早年的小说名篇《祝福》里，当女仆祥林嫂被婆家劫走时，守旧乡绅“鲁四老爷”只说了四个字：“可恶！然而……”不能说“鲁四老爷”对祥林嫂被绑架一点没有本能义愤，只是当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时，潜台词是他只能认同和遵循传统社会的礼法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女 性没有独立社会地位和人权保障，只能“在家从父， 既嫁随夫，夫死从子”。

　　鲁迅自己总算找到了在当时历史情境中解决这一具体问题的可行方案。他一面亲自花钱请了律师，向对方申明立场，诉诸法律手段捍卫王阿花的人身权利。与此同时，鲁迅也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法制还很薄弱，就是在上海这个在近代中国最为文明开放的城市，传统乡谊、礼法习惯仍然很有势力。他让三弟周建人出面和中间人谈判调停。恰好，中间人魏福绵也是鲁迅曾经帮助过的绍兴同乡。他一见到鲁迅，就连忙说：“原来阿花在先生葛里（这里），好说好说。”最终说定由鲁迅替王阿花拿出150 块大洋“赎身”，王阿花丈夫准她自由。

这场风波在鲁迅 1930 年 1 月 10 日的《日记》中，只有寥寥 21 个字：“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由魏福绵经手。”

　　通过“王阿花事件”与《祝福》的对照，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鲁迅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现实、民生疾苦的痛彻把握。

 

鲁迅先生与儿子海婴

 

二、“鲁迅之子”进入新时代

 

　　文学大师子女的家族纪实写作迥异于已有的传记作品，其特质在于写作者本身对于文本所叙述的历史过程的参与，更具有真实性。具体到《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一面世，许多研究者就注意和争论书尾“再说几句”提到的 1957 年罗稷南向毛泽东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的回答：“（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历史本就无法假设鲁迅真的进入革命政权后生活会怎样，堪作参考的倒是周海婴这个“鲁迅之子”进入革命政权之后，是如何被朝着“识大体”的方向培养和塑造的，以此来印证罗稷南留传的问答是否信实。

    “鲁迅之子”并非周海婴进入革命组织的特 殊光环，他被接纳时也需要经受严峻深刻的考验。年过七十的周海婴对自己九岁时就经历的一次组织考验还记忆犹新。时值抗战期间，许广平带着周海婴一起参加上海妇女界抗日救国团体活动， 海婴回忆那次“一向对我关怀有加的阿姨们突然 变得挺冷淡”，他随意走动时，发现“有一张桌子的抽屉旁醒目地放着几张角票”。他当时一心 玩耍、不明就里，其中谜底直到解放后才由一位当事人为他揭开：“这是她们共同策划的，因为 在某次座谈会后，她们发现少了几角钱，便企图 以此测验我周海婴是不是小偷”。

　　如果年幼无知的周海婴，真的没有通过这种 “钓鱼执法”式的组织考验，那么不仅“鲁迅的 儿子是小偷”会成为压迫他一生的铁案，同时也 会影响其母许广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权利”。周海婴在这段回忆后祈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 不要遇到这种‘测验’，也请一切为父母者三思。”

　　很显然，周海婴受到的“考验”不是来自具 体的父母，而是来自超越私人情感联系的组织机制。

　　凌驾个人意志之上的组织介入在战争时代有其现实合理性，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组织介入”是否利于对人的尊重及有效修复人际信任？透过周海婴的现身说法，20 世纪上半叶各种战乱、纷争所造成的社会情感联系和人际信任层面上的创伤，不但没有得到积极修复，反而因为“组织纪律”的兴起而被损伤。

　　周海婴所感叹的赤诚初心“太天真”，而“现实生活无情”都肇因于此。他不光需要“识大体”， 还得“不做声”—必须真正克服个人倾向，一心融入组织，才能真正成为组织所期望的“鲁迅之子”。这是他初入东北解放区，从“鲁迅稿费风波”中接受的教训。

　　周海婴母子要把解放区补发给他们的鲁迅著作版税全部捐出，只因为海婴拿到半麻袋小面值的纸币后，为了方便携带而兑换成了黄金，就被组织中人误会为“向党伸手要账要钱”与“浑身充满铜臭的资产阶级”，甚至在餐厅吃饭时所有人都对海婴母子面若冰霜，拒绝和他们同桌— 这些人中，有不少曾是鲁迅家多年的朋友、熟人。

到六十年代时，整个社会终于陷入“亲不亲，阶级分”的迷乱，在左倾思想愈演愈烈，集体权威不容怀疑的时代里，周海婴母子除了完全投入组织机制外，别无选择。他们在反复劝说下才接受鲁迅著作的版税，却全部存入银行分文不动；他们捐出在北京、上海的房产和收藏，兴建鲁迅博物馆。这些都被视为理所当然，与此同时，“鲁迅的儿子玩桥牌”，“鲁迅的长孙娶了台湾女子”这些本来无可厚非的私人问题，都曾成为或大或小的议论话题。

　　当然，“进入新时代的鲁迅之子”这篇纪实的结尾部分是光明的。长期以来，大到鲁迅的人生信念小到他的日常细节，都被公众视为光环缭绕。作为名人之后，父辈的光环有时却是子女不能承 受之重。

　　周海婴在书中透过“喝咖啡”这样的小事， 宣示生活不仅可以像鲁迅一样把“喝咖啡的时间留下来写文章”，也可以像巴金那样做“咖啡爱好者，文章依然喷涌而出”，周海婴自言有“喝咖啡的习惯，并且深谙烧煮的诀窍，却并无出息”。

    “并无出息”只是相对于父辈文豪而言，周海婴在无线电技术等领域也是卓有建树，走出可贵的自我之路。他坚持不与赴台成亲的长子断绝关系，他一次次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著作权益，他以平静、和解的态度记述诸如朱安女士、左联纷争等等历史公案……这一切都表明在新时期，为自己而活的周海婴站了起来。

　　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父辈。当周海婴自己也成为一个老人，重新看着陈列在鲁迅纪念馆中的怀炉时，他仿佛蓦然回首认清那在暗夜中写作的父亲：

　　每当晚上九十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时，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周海婴终于明白，父亲的写作是为了战胜黑暗、麻木与冷漠，他写作的终极目的不只是为了诅咒黑暗，更是为了呼唤理想和光明。

 

  （汪曾祺先生）

 

三、还原一个真实的“老头儿”

 

　  《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历史价值，植根于叙事者随着文本一起成长的内生线索，它以质朴的童年视角和中允的叙事态度讲述了真实的“父亲” 与历史。而《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的价值，则植根于与作家始终同甘共苦的“我们”这个家族整体。

　　汪曾祺先生的妻子与三个儿女，甚至小孙女们都直呼他为“老头儿”。整个文本记录的是一个家庭所有成员之间“没大没小”、亲密无间的生活和对话。由这种平视视角和对话产生的艺术效果就是“还原”，还原文学名家的生命个性， 也还原文学生成的本色氛围。

　　在《老头儿汪曾祺》中，文坛名宿对自己最近的亲人袒露自己曾被误解的人生行迹。例如，1948 年解放战争决战正酣的日子，汪曾祺好不容易经沈从文介绍到午门博物馆工作：

　　到了晚上，午门前后左右的天安门、端 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他就一人到屋里看 书。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 仰看满天星斗，觉得世界都是凉的，就他这里一点是热的。

　　原来，汪曾祺淡泊清远的文学风格源于他在 历史巨变中始终保持着一份与时势疏离、向心灵回归的潜在意识，这份热闹中的苍凉，难为外人道也。汪曾祺给外界社会展现的是慈祥平易的样子， 唯有在家人面前，才自在地展现与时代不甚合拍的古士大夫品性。例如，在“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尽管作为“摘帽右派”，汪曾祺只是被颇受压抑的“控制使用”，但还是因为参与创作样板戏而受到审查。在这种处境下，他只能在家饮酒作画。他画的画都是怪里怪气的、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画完之后还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外表平易谦和的汪曾祺，内心认同孤狂写意的艺术传统，并且自负拥有超过八大山人的“霸悍”，暗示着自己艺术天才集中迸发的时刻即将到来。此时， 距他写出《受戒》还有两年左右。

　　本雅明曾说：“波德莱尔的诗孤悬在第二帝国的天空闪耀，像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疏离时代的汪曾祺没有成为波德莱尔式的浪子，这得益于始终站在他身边，理解和陪伴着他的妻子儿女。在长期的理解和陪伴中凝成一种荣辱不惊、幽默通达的汪氏家风，也是汪曾祺文学创作的珍贵氛围。

　　之所以用“珍贵”来形容这种家庭氛围，诚因汪家小小的居所，抵挡住了时代的动乱与疯狂。例如文革之初，汪曾祺就被打成黑帮、受到冲击，他的妻儿照样给他做菜打酒，围着他开没大没小的玩笑，用汪家子女的话说：“‘家有黑帮’成了事实。一家人都没有抱怨，倒觉得早该如此。”要知道，当时因为类似问题，不少夫妻离异、父子相绝，一些文化名人因此绝望弃世。而汪家两代人间亲密、轻松的戏谑，却是一种不离不弃的理解，从容坚定的扶持，足以抵御住时代的疯狂。汪家人携手走过患难，到汪曾祺在八十年代

声文坛时，同样保持着家风本色。儿女们对于进入“创作冲动”的汪曾祺，依然轻松地玩笑： “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汪曾祺对这个比喻也是欣然接受。汪曾祺每天吃过早饭后，“沏上一杯浓茶，双手捧着，坐在沙发中，一言不发，” 把文章的结构、段落包括用哪个词最合适，都想个差不多了，才动笔写作，一气呵成。

　　《老头儿汪曾祺》为人们提供了关于艺术 生成的最直观见证：汪曾祺看似自然随意的语言、结果，原来并非信手拈来，而都经过了精细、深入的“经营”。汪曾祺通过深思熟虑的构思达到 古人所谓的“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真正理解其作品，必须整体把握，深入咀嚼。而且，汪曾祺和他的家人都不把写作当成孤悬于生活之外的“神圣场域”，“老头儿”可以在写文章、做饭、参加活动之间转换自如，这种写作与生活的完全打通更说明—理解汪曾祺的写作 氛围才更能理解其作品。

 

                      （汪曾祺画作）

 

四、随遇而安的汪氏家风

 

　　汪曾祺曾因自己大学肄业、没有文凭，求职无门，故而心灰意懒的给老师沈从文写信大倒苦水， 甚至流露出想要自杀的念头。沈从文回信中第一 次大骂了汪曾祺：“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沈从文教导汪曾祺，汪曾祺又传递给子女的 精神是什么呢？自信地认识自我，笃定地追求理想， 不畏艰险，把人生磨难转化为滋养。汪曾祺把这称为“随遇而安”，还专门写了篇文章，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他把当右派、下放张家口，当成敞开自己生命境遇的难得契机。而汪家儿女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体会到父亲这种“随遇而安”的洒脱。汪家儿女们时隔多年，仍然对父亲往北京带特产的木头盒子记得一清二楚，那是一个做工细致、打磨光滑的木盒，在盖子和四面上用蓝色钢笔画满了菊花，五朵菊花“每一个花瓣都描画得非常用心，不论是粗看还是细瞅，都不觉得这些花是画在平面上，花瓣似乎是鼓起来的，甚至可以感到它们含着水分”。当女儿问汪曾祺这么好看的木盒是谁画的时，他有点自我陶醉地回答：“还有谁？我呗！”

　　坎坷的生存境遇、逼仄的生命空间，反而促使汪曾祺放下一切，直面自己的本真性灵，以美的创造抚慰迭经磋磨的心。这段文字的执笔者汪家二女儿汪明在段尾写到：“后来长大了，知道他在什么样的境遇和心态下画的这个盒子，懂了‘随遇而安’的含义。”这种在汪家人中传承的“随遇而安”，关键是“安”——这是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是返璞归真的心灵自由，是生命从岁月中澄淘出来的纯粹，是灵魂在磨难中的结晶。

　　汪曾祺一家“随遇而安”的生活境界，本质 是外柔内刚而绝非逆来顺受，是执守性灵而绝不庸碌苟且。汪曾祺无意把儿女培养成作家，但就算在十年动乱中，他也要求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知青的女儿，在家信中不能总写些“‘学大寨’的形势”，“连里的生产政治活动”等充满政治腔的流水账。他希望女儿能用心观察生活的丰富多彩，用笔表达人们的喜怒哀乐。汪曾祺这样做可谓用心良苦，女儿也确实记住了他家信中最要紧的一句：“我 充满活力的女儿哪去了？”保持生命的本色与活力， 这是汪曾祺一家“随遇而安”家族精神的根本追求。

　　汪家儿女们都体会到父亲心中存有“我不求人富贵，人需求我文章”的傲气。这种高贵自 持的内在精神，自然不屑向困窘作摇尾乞怜之态， 而是傲然超拔、穷达随意。

　　《鲁迅与我七十年》和《老头儿汪曾祺》等家族纪实作品都是从小切口进入大历史的优秀作 品，它们反映了个体生命在历史洪流中浮沉、涉渡， 记录了文学世家在大千社会中的离合与守望。

　　这些丰厚的非虚构纪录，为文学史叙事带来 了全面而深刻的启发。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文学是人学”，展现了文学史就应该包纳写作者的生命， 就应该关照文学生发的具体氛围。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文学史的深处永远是“人 学”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