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国人有“诺贝尔情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能在中国读书界受到热捧，并不意外。迄今，他的作品几乎都有汉译。俨然一座富矿，奈保尔的作品带动了庞大的“批评产业”的发展。无论是一本正经的学术专著，还是插科打诨的副刊文章，都以攀“奈”为荣。显然，奈保尔在中国已是名利双收。
奈保尔游历颇丰，见多识广，笔底风云，席卷东西。尽管正面涉笔中国的文字并非浓墨重彩，但在随意挥洒之下，奈保尔笔下的“中国形象” 还是异常醒目。本文拟先细察《幽暗国度》（三联书店，2003）和《自由国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两书中的两个文本片段，管窥奈保尔心目中的“魔种”，再略解他如此书写的动因。
一、“幽暗国度”：“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下”
1962 年，奈保尔首次踏访故土印度；1964年，他写下了《幽暗国度》，记录下“记忆与现实交错” 之旅。在两年的游历中，他正好碰上了中印战争，内容见该书第十章“紧急状态”。
奈保尔起笔就说，中印军队在边界两个地区同时发生“大规模冲突”。印度“报纸的斗大标题” 宣布了这个惊人消息，人们争相传阅和打听。尽管如此，人们的日常生活步伐似乎并未打乱，“街旁的巷弄里，打赤膊的车夫双手握着车把子，使劲推着笨重的手推车，哼哼嘿嘿，踩着碎步，穿梭在满巷川流不息的车阵中”。奈保尔评论道。这样的场景与报纸上的标题摆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
在此书中，奈保尔刻意强调，“印度人民在某些政治人物误导下，沉溺在非暴力主义的理想中”，因此“印度这个国家，并未具备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资格和条件”。奈保尔认为，尽管印度独立了 15 年，但“在很多方面仍旧是一个殖民地”，其主要产品是“政客和空谈”，经济受制于人，行政能力低效。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它也只能打嘴仗，以“言词”回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国土防卫法案”。
奈保尔在此书中表示，正是因为“毫无准备”，印度政府才“仓促应变”，结果不难逆料，“中国军队”势如破竹，“赫赫有名的印度陆军第四师，刚交手，就被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亡国的流言像插上了翅膀，“邦迪拉今晚沦陷了。整个阿萨姆平原暴露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下。尼赫鲁总理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试图鼓舞民心士气，但他那套说辞，听起来却像是哀悼国家的沦亡”。商人已在讨论“在中国统治下的经商前景”；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人，“尽管一直反对将印地语颁定为印度国语，现在却已经开始学习中文”。收音机里传来的是北京的声音，播报的是“中国边防部队”的消息；“我们试图转到新德里电台，但听到的却是嘎嘎声和电波干扰”。奈保尔哀叹，“独立的印度共和国，我们的自由奋斗，真的就在言词中崩垮了”。
奈保尔坦承，战争改变了他对印度及其人民的看法。他说，在先前的旅途中，沿途的见闻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但如今，“在战争的威胁下，却突然变得值得珍惜、爱护”。他从前那“不屑的目光”立刻变得“充满柔情、充满关爱”。他发现，奔赴前线的士兵“相貌俊秀、谈吐斯文”；长官温良谦逊，侠骨柔情地与家人道别，彬彬有礼地与人交谈。部队军纪严明，进入火车站时，“刹那间，原本乱糟糟、闹哄哄的月台一下子安静下来，变得井然有序”。更了不起的是，这还是一支人民的子弟兵：“途中，火车在蔗田边停下。一个士兵跳下车厢，拔出小刀砍甘蔗。弟兄们纷纷跟进。霎时间，整片蔗田到处都是挥刀砍甘蔗的士兵。农夫气咻咻跑出来。士兵们掏出钞票，塞到农夫手里。农夫眉开眼笑。火车开行时。他还笑嘻嘻挥手道别。”更令奈保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是那些印度民众：“车厢中有一群乘客。我看到一位男子脖子上环绕着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上身穿着一件褐色的苏格兰粗呢夹克，腰间系着一条孟加拉式缠腰布。这一身装扮显得非常优雅、自然，跟他那端正的五官和轻松自在的姿态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肮脏、腐朽、视人命如草芥的印度，竟然也能产生出那么多相貌堂堂、温文儒雅的人物……允许他们成长、茁壮，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比这些印度人更有教养、更有个性、更有自信心。”
他感伤地写道，“我不想看到印度沦陷，我会受不了”。他也知道战争的残酷，梦想的奢华。“从火车上眺望，新兴的钢铁城杜加浦看起来就像一个绵延不绝、灯光闪烁的图案。我走到车厢走道上，观看这一城灯火，直到灯光一盏盏消失在我眼前。多么微小的一个希望，多么容易破灭啊！”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第二天，战争结束了，有如变魔术一般”。
必须承认，奈保尔以上文字聚焦的是印度。但这场战争毕竟是两国之事。印度与中国在此构成了镜像关系。换言之，奈保尔以曲笔的方式书写了“中国形象”：中国如一个“魔术师”，既让人敬，更令人畏。
二、“自由国度”：来自“红色中国”的“鼓胀的钱包”
如果说，在《幽暗国度》的第十章，奈保尔是通过观察印度来曲笔书写中国，那么在《自由国度》的尾声中他直接将中国推向了舞台的聚光灯下。
《自由国度》这部小说由相对独立的五个故事组成，展示了异族文化间的冲突和扭曲的殖民关系。其尾声标题是“卢克索的杂技团”，并点明是“摘自日记”。这与《幽暗国度》的“游记” 形式一样，标榜并非“文学的虚构”，而是“亲历的历史”。
卢克索是埃及古城，位于尼罗河畔，距离北边的开罗约七百余公里。造访这个旅游文化胜地的“杂技团”（当然会变魔术！），来自“红色中国”。为了加深读者对这支来自“红色中国” 的杂技团的印象，奈保尔刻意书写了两次偶遇。
奈保尔先玩了一个花招儿，兜了个圈儿，从意大利的米兰写起。叙述者“我”（可以说就是奈保尔的化身）在去埃及的途中，在米兰稍作了一次停留。时值圣诞假期，于是留在米兰过节。“天气恶劣、酒店空空荡荡的，很是凄惨”。一天晚上， “我”在外吃完饭后，冒雨回到酒店。接下来奈保尔写道：“只见两个身穿藏青色西装的中国人从酒店的餐厅里出来。……他们还有同伴，另外三个中国人也从餐厅走了出来，其中两个是穿西装的小伙子，另一个则是气色极好、穿印花束腰短上衣和休闲裤的姑娘。没一会儿，又有五个中国人走出餐厅，都是生气勃勃的青年男女，接着又走出来十来个，而后面出来的人我便数不过来了。中国人涌出餐厅，绕着宽敞、铺了地毯的门厅一边缓步而行，一边轻声交谈，依次蹬上楼梯。…… 这群中国人总有一百来个，走了几分钟，门厅才重新恢复平静。餐厅侍者们拿着服务用的纸巾站在门口注视着，像是终于能表示惊讶的人。这时，又有两个中国人走出餐厅，他们是最后的两位了。这两人都上了年纪，身材不高，瘦精精的，两人都戴着眼睛，脸上布满了皱纹。其中一人瘦小的手里攥着一只鼓胀的钱包，可那姿势很不自然，仿佛他的责任使他紧张不安。侍者个个挺直了腰板。手拿钱包的中国老人并未装腔作势，而是给侍者发小费，致谢。两位老人又与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鞠躬，随后两人便进了电梯。酒店门厅又变得空空荡荡。”
经过这样的铺垫，奈保尔才掉转笔头，写“我冒雪离开米兰”，飞到开罗，然后乘车来到卢克索；入住酒店后，开始观光尼罗河对面的沙丘，那些古文明的遗迹。在他笔下，那片古文明的“沙丘” 上有两个休息场所，一是“政府新建的休息室”，四周都是黄沙；一是“用干木料搭建的大棚屋”，建在“小小的绿洲”上。那里还有“棕榈树”。奈保尔描写完“我”在“休息室”的见闻后，来到了“大棚屋”：
那天，大棚屋的生意要好得多，大约有四五辆面包车。棚屋里昏暗、凉爽、整洁。有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作为主餐桌。四周坐了大约四五十个中国人，轻声交谈着。他们就是我在米兰见到的杂技团的部分成员。那两位长者坐在长桌的一端，旁边坐着一位身材矮小、气度不凡的女士。从她年龄来看，已不像杂技演员。在米兰时我没有在人群中发现她。聚会结束后又到付费时，手拿鼓胀的钱包的男人用笨拙的双手付了费；那位女士对埃及侍者说了些什么，这位侍者随即将其他侍者叫到一起，排成一行。女士与侍者一一握手，并赠送礼物：钱、一只装了物品的信封和一枚像章。穷酸相毕露的侍者们直挺挺地站着，神情严肃，目光旁视，仿佛受勋的士兵。礼品赠送完毕，所有的中国人都站了起来，他们轻声笑着，交谈着，迈着轻快的八字步缓缓走出回音缭绕的大棚屋。…… 即便在这沙漠地带，他们仍是衣冠楚楚，十分帅气。小伙子身着西装，姑娘们则穿着运动服，与他们在米兰雨中的着装一样。这些中国人自制、矜持、帅气、健康，相互间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满足，你很难想象他们是观光客。
奈保尔不避讳重复，观察得可谓细致入微。他十分留意这群中国人的言谈举止，包括“轻声交谈”“缓步而行”“鞠躬”“握手”“致谢”等，也关注衣着神情，诸如“西装”“休闲裤”“运动衣”“气色极好”“满足”在书中常见。在文中还有一连串的褒义词，如“自制”“矜持”“帅气”“健康”等。这些词似乎勾勒出一个优雅自信、生机勃勃的中国文化形象。
然而，这幅“美丽”的中国形象并非全部的真相。奈保尔特意两次提到那个拿着“鼓胀钱包”的中国男人的不自然、笨拙。在奈保尔的笔下，这才是信息的焦点。在中国人赠送的礼物序列里，钱居于首位，其次才是信封和像章。“那位埃及侍者仍是一脸的紧张和喜悦，他将像章戴在自己脏兮兮的条纹长布袍上。铸造这枚像章的模子已经磨损，头像的脸部不够清晰，但显然是一张中国人的脸。装在信封里的则是五颜六色、印着美丽牡丹花的中国明信片。”奈保尔和他的英语读者也“心照不宣”，作为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的领袖“像章”和“印着美丽牡丹花的中国明信片”，它们在“自由国度”的登陆是依靠作为经济符号的“钱”来开道。经济资本先行，文化资本随后。接下来就是一场论功行赏的仪式，“穷酸相毕露的侍者们直挺挺地站着，神情严肃，目光旁视，仿佛受勋的士兵”；作为他们的新主，为他们授勋的中国人，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满足”。
三、“魔种”：奈保尔的“中国威胁论”
在《自由国度》的“尾声”中，奈保尔提到，埃及“经历了一场革命”。革命名义上让埃及人从殖民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但奈保尔暗示，真正的独立谈何容易，旧的殖民势力还未彻底退场，新的殖民势力已悄然来临。两股殖民势力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倚赖明目张胆的军事征服和领土占有；后者青睐较为隐蔽的经济控制和文化宰制。不言而喻，作为在“自由国度”中压轴登场的杂技团，他们所代表的“红色中国”，正是奈保尔所影射的“非洲新殖民势力”。
在两次偶遇之间，奈保尔将大量的笔墨用于描写“按埃及规则玩的一个埃及游戏”。大舞台就是沙丘中政府新修建的“休息室”，演员是一个中年埃及侍者和一群埃及孩子：“一个步履轻快、身着阿拉伯服装的中年埃及人在餐桌间穿行，为游人倒咖啡。他的腰间别了一根骆驼鞭子；我慢慢地发现，休息室四周的沙丘时而可见那群沙漠孩子的身影。沙漠很洁净，空气也很清新，可这些孩子浑身脏兮兮的。这帮孩子是不允许靠近休息室的，可他们经不住游客扔给他们的三明治或苹果的诱惑，逐渐靠近休息室。这时，拿骆驼鞭子的侍者便会大吼一声，那声音如骆驼吼叫般恐怖；有时，他会奔到门外，用鞭子抽打他们，孩子们便四下里逃窜，如沙一般柔滑纤细的小腿在飘舞的长布袍下拼命奔跑。没有人责怪给孩子们食物的游客；这只是按埃及规则玩的一个埃及游戏。”
“休息室”里的游客既是看客，又是导演。除了作为叙事者 / 人物的奈保尔之外，他们构成了一个国际纵队：“两个年轻的法国人”“两个德国小伙子”“一群英国学生”“一群意大利中年人”。某种意义上，他们分别代表了逐鹿这片文明古国的殖民势力。从人数而言，英、意压倒了德、法，暗示了他们在这里的殖民势力曾经最大。从殖民危害性而言，英国最轻——英国学生只顾“高谈阔论”！由此可见，奈保尔在暗中努力维护英国的形象；德法居中——德法的年轻人对眼前的游戏“根本没在意”；意大利最大——“意大利中年人谙熟这种游戏规则而开始戏弄孩子们”：“他们将苹果扔得老远，让孩子们去捡；他们还别出心裁，将三明治掰成几块扔到沙里。很快，孩子们便聚拢到这帮意大利人周围，抢食三明治碎片。拿骆驼鞭子的埃及人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只见他大声吆喝，使劲用鞭子抽打沙地，一路跑到露台的尽头驱赶孩子们，他自己也因此而挣点小钱。一个穿淡红色运动衫的高个子意大利人站起来，拿出相机。他干脆将食物放在露台下面，孩子们随即奔了过去。这次，似乎觉得对着相机镜头场景必须真实，埃及人抽打的不是沙地，而是孩子们的脊背，他那骆驼般的吼叫声更响，更急促。…… 游客又扔出更多的食物，埃及人继续抽打孩子们，他的吼声变成了有回声的哼声。”
奈保尔写道，正是他出于“义愤”的“夺鞭”，才结束了这场从虚拟表演走向真实惩罚的游戏。在此，有必要注意诱引这场“游戏”变质的三样道具：“苹果”“三明治”和“小钱”。它们的区别只在于：“苹果”和“三明治”引诱的是埃及孩子；“小钱”引诱的是埃及中年侍者。“钱” 败坏人心的魔力众所周知；“苹果”在《圣经》中也是诱使夏娃堕落之果实；“三明治”令人想到“沙漠中的巫师”，夺人心魄。奈保尔巧妙地将这三者放在一起，暗示了中年侍者象征的埃及 “现在”和孩子们象征的埃及“未来”都已被腐蚀：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如今依然没有摆脱被殖民的命运。
意大利人的“相机”成为激怒奈保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桑塔格说，“相机可以很仁慈；相机也是残忍的专家”；因为“照片表明那些正在迈向自己的消亡的人们的无辜和脆弱，而摄影与死亡之间的这种联系，始终阴魂般纠缠着人们的照片”。可能也意识到“摄影与死亡”的关联，奈保尔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断了这场游戏。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是在为埃及“续命”。正如他将随后的场景从那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四周为黄沙包围的“休息室”，转移到了修建在一片小小绿洲（是否暗示洋溢生机？）的“大棚屋”中。正是在这里，他与来自“红色中国”的杂技团再次相遇。然而，正如他在《幽暗国度》中的哀叹：“多么微小的一个希望，多么容易破灭啊！”他为“自由国度”“续命”的希望，也是多么渺茫易碎。他见到的是一场授“勋”仪式：获得奖赏的那些人，正是他先前厉声呵斥、准备向开罗政府告发、鞭挞幼小同胞之人的同类！为他们授“勋”的人，已从先前的欧洲人换成了中国人。
奈保尔前面关于欧洲人的文字都是铺垫和伏笔，为的是将中国人推向“自由国度”的大舞台：“牡丹，中国！有多少帝国曾来此访问。”奈保尔暗示，中国是一个新的“帝国”，接替了英法德意等老牌宗主国的大旗，以资本和文化“征服”了埃及所象征的非洲这块古老的大陆。“尾声”开始那一句看似白描的话语“天气恶劣，酒店空荡荡的，很是凄惨”——其实内涵丰富。在奈保尔笔下，天气恶劣、雨雪交加很是凄惨的米兰，正是西方世界日渐沉沦的缩影；而中国，如“旭日东升”，提着“鼓胀的钱包”“缓步”进入“空荡荡”的西方殿堂，在他们一度掌控的“自由国度” 闲庭信步。
但在奈保尔看来，作为新殖民势力进入非洲的新帝国——“牡丹，中国”——也摆脱不了古罗马老帝国折戟沉沙的宿命：“离我们不远处，是一座巨型雕像，在雕像的小腿部分，哈德良皇帝命人雕刻了诗文，称颂自己，纪念自己的来访。在尼罗河的对岸。离冬宫酒店不远处有一块巨石，上面刻有粗陋的古罗马文字，说明古罗马南部的疆域，标示一处旅游胜地。”
四、“别了，奈保尔爵士！”
奈保尔的《自由国度》写于 1969 年到 1970 年，发表于 1971 年。他以隐晦的笔法暗示中国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登陆非洲，威慑西方。奈保尔以英语写作，采取游记或日记的形式，力图让其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读者确信他亲历的“历史” 客观而真实。但这只是假象，奈保尔笔下的中印战争，充满歪曲。作为印度后裔，他为印度辩解，似乎情有可原；作为历史现场的匆匆过客，身在局中，浮光掠影，不解真相，似乎也可理解。但历史不是小姑娘，可以任意打扮。将印度书写成 “措不及防”的“无辜”牺牲品，于情于理都不通，有违常识。在 1962 年 10 月中印之争爆发之前的十余年，中印边界的冲突一直未断，印度焉有“不设防”之理？事实上，挑起祸端的，恰是印度，中国不过是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而已。
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源远流长，在此细察的两个文本片段，不过是这条长河中的两朵浪花。鉴于奈保尔的影响力，它们也不可小觑。近年来，中国在多个场合都郑重声明，中国只是和平崛起，没有侵略基因和称霸野心。之所以如此公开频繁自剖心迹，也恰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已然泛滥，需要认真应对。
奈保尔身在英伦，对“中国威胁论”耳濡目染，于是信手织入文本，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与奈保尔从小受的英式教育有关。他的“文化参照系完全取自英国，伦敦和牛津、剑桥这些地方在他心目中就像穆斯林的圣地麦加”；他将英国的文明等同于“普世文明”。因此，不难理解，他对东方的中国存有多少敌意和误解。
陆建德先生指出，现在欧美学界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观一直保持批判性的警觉 , 但奈保尔对自己的英国中心观却不加掩饰，“执拗得既悖时又可爱”。值得我们仔细探究的是为什么“在日不落帝国早已衰落之时它仍能从海外收养心仪它悠久文化的异族青年”。这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1990 年，因其对大英帝国的贡献，出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奈保尔获封“爵士”。 2001 年，奈保尔荣膺诺奖。2004 年，他出版了《魔种》。在这部作品中，依然弥漫着“中国威胁论” 的话语，的确“执拗得既悖时又可爱”。2018 年，奈保尔与世长辞。我们不用再听到他重弹“中国威胁论”的老调了。我们可以慷慨地赠他一言：“别了，奈保尔爵士！”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英语系）
